坐在一旁的赵得三一直很想和苏晴能聊上两句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又不方便主动开口和她说什么，就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听着。
倒是吴敏知道赵得三与苏晴是‘亲戚’关系，主动将赵得三带入到了话题当中，她笑呵呵的对苏晴说道：“苏书记，这次来区里，您觉得区里的变化大吗？”
苏晴点了点头，微笑着很平易近人的说道：“变化挺大的，看的出区里的工作这段时间搞得很出色，这可都是吴区长你的功劳啊。”
吴敏看了一眼赵得三，笑呵呵的对苏晴说道：“区里的变化离不开各位分管领导的功劳，尤其是刘主任，他来区里后，完全扭转了建委的工作局面，对区里的发展建设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”
赵得三这才搭上了话，心里一阵窃喜，却装起了逼，谦虚的笑着说道：“哪里啊，吴区长太过奖了。”
苏晴听到吴敏这么说，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赵得三，她何尝不想和赵得三单独坐在一起好好聊聊，但是当着区里这些领导的面，也不方便表现的与他太过亲密了。
“小赵毕竟还是太年轻了，缺少工作经验和工作积累，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吴区长要多提批评，多指导才行的。”
吴敏笑呵呵的说道：“年轻人有年轻人在工作中朝气蓬勃的一面，小赵各方面工作都干得不错，现在咱们执政单位里缺乏的就是像小赵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。”
从吴敏的话中，苏晴听得出，这个吴区长对赵得三也是很器重和赏识的，从侧面也说明了赵得三在区里这段时间的工作的确搞得不错，她轻轻的笑了笑，扭头用一种只有赵得三才能明白的眼神看了他一眼。
这时候，刘德良已经给在座的每个人在二两半的高脚杯里斟了半杯白酒，见状，还没动筷子，就按照官场饭局上的规矩，吴敏一边端起酒杯，一边提议道：“来，咱们区里的领导们先一起敬苏书记一杯，感谢苏书记能留下来继续知道咱们区里的各项工作。”
“大家一起敬苏书记。”区里二把手刘德良接着吴敏的话茬也端起了酒杯。
其他人随即齐刷刷的端起了酒杯举向苏晴。
“大家太可气了，来，一起来喝一杯吧。”面对这么多人同时敬酒，苏晴当然是不能拒绝，说着话，举起了酒杯，与大家的酒杯轻轻一碰，足足有一两多的白酒，全部都是一饮而尽。
在中国，当官是一门学问，这门学问细细划分，又可以分出很多门学问，诸如人际交往的学问、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学问、而在饭局上喝酒，自然也是一门学问，而且是一门很有讲究的学问，即便是酒量再不济的人，在饭局上与领导吃饭，绝对不能不喝酒，尤其是敬酒给领导，不会喝酒的干部不是好干部，不懂喝酒的人，在官场中迟早会被踢出局。
放下酒杯，苏晴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：“其实现在各个机关里的年轻人也不少，而且有些年轻人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，不过这些年轻人，说句不避讳的话，大多数是一些领导的子女，是靠着关系才上去的。”
吴敏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道：“对，这样的年轻干部也不少，不过能像小赵这么有才能的几乎是寥寥无几的，那些官二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赵得三在一旁听着两个女人对自己的夸奖，心里那个得意，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了。
“来，苏书记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刚才区里的领导一起敬了苏晴，现在吴敏单独向苏晴敬了一杯酒过去。
苏晴不好拒绝，便端起酒杯，举上去与吴敏的酒杯轻轻一碰，将高脚杯中的半杯白酒一饮而尽了。
“官二代这个问题的确在当前社会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杜绝这个问题呢。”吴敏放下酒杯，接着刚才的话题发了一句感慨。
放下杯子，苏晴也是很感慨地说道：“要摒除官二代这个问题，在目前来说，这是咱们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谈何容易啊！且别说我这样一位省委的副书记，就是我们的省委书记、省长也没办法。这是体制造成的。其实吧，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中国自秦汉以来，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，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。通俗点说，就是做官的就有一切，不做官的就没有一切。但是同时，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，政务的操作者，国家的富强，社会的好坏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，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，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，这个制度，必须不断的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，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，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。所以，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，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。但是，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，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，做了官的人，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，当然包括他们的后代带来好处。
两汉施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，原本实行状况良好，被推举得人大多是优秀人才，但是，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出了问题。
一来做高官的人，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，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，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，往往也会被人优待。
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，似乎非常自然。
二来，由于在制度上，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，对于被推荐人而言，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，对他有知遇之恩。
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，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，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，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，如果已经进入仕途，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。
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，越是高官，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，几代积累下来，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。
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，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，子弟门生遍天下，所以，起兵的时候，居然一时间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，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，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。
吏部选拔，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。
众所周知，这个国家分裂，政治黑暗，主因就是官僚制成为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。
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执行。
我们知道，所谓科举制，就是考试取官。
无论什么人，平民还是皇族，只要通过相关考试，就可以做官，其实，在科举时代，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势，不仅子弟可以上比较好的学校，而且有门荫制度，高官子弟，可以通过门荫直接进入仕途。
但是，由于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，使得这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风气，凡是不从考试做官的官员，会被认为没有本事。
花钱买官的捐班自不必说，被人看不起。
而从门荫进入仕途的人，也往往被人视为纨绔子弟，同样为人轻视。
风气所及，即便是皇帝，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，所以，门荫出来的人，升迁也难。
在这种情景下，即使高官子弟，只要有心走仕途，往往得走科举之路，真刀实枪考上。
有人研究，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，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，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，另一半，多是官宦子弟。
现在中国的问题，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，国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，高考制度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，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方面的优势。
即使在大学考试，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外途径，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大折扣。
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以后，虽然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，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途径。
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，随着‘五大’毕业生，也就是电大、职大、函大、夜大、自考这些毕业生的出现，很快就形同虚设。
而对于海外留学生却特别的优势，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国去留学，混一个学位，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。
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，趁父辈尚在任上的时候，尽可能快的晋升到一定高度。
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就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。
其次，由于官本位的缘故，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，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，依然强国，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，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，无论做什么，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范围之内，都不言而喻的会得到人们的照顾。
如果这些官宦子弟经商，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，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。
在改革初期，很多高干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去下海经商，获取经济利益。
这些人有的是宦商，有的是私商，但无论宦商私商，他们经商的途径，往往有权力的阴影。
即使少数人真如他们所说，上升或者致富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，由于大环境所致，依然难以令人心服口服。